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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清源:罗马帝国的希腊城邦武装

导语:  他们没有被解除武装,反而成为自治合作的某种标识。直到皇帝的权力无限膨胀,才因不合时宜而被完全取缔。  事实上,罗马人一开始就采取分而治之策略,对希腊各国的军队给于不同处理方式。比如皮洛士的母邦伊庇鲁斯,原...

  他们没有被解除武装,反而成为自治合作的某种标识。直到皇帝的权力无限膨胀,才因不合时宜而被完全取缔。

  事实上,罗马人一开始就采取分而治之策略,对希腊各国的军队给于不同处理方式。比如皮洛士的母邦伊庇鲁斯,原有的王国军队被彻底解散,但获得自治权的城市依然能训练本地青年。至少在后来的3世纪危机中,这些基层民兵还有被征召到军团服役。

  与之类似,以底比斯为代表的北方波奥提亚地区,同样被获准保留城市部队。当地青年仍遵循传统,在公共节庆中宣誓保卫城邦,举行武器操练和纪律竞赛。甚至找赞助人出资,修葺各自的城墙。

  另一个特殊案例,必然是大名鼎鼎的武德城邦--斯巴达。虽然一度被亚该亚同盟军占领,还与罗马人发生过激战,仍旧被允许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。公元前42年,他们突然出现在腓立比战役中,用2000人阵亡的代价掩护屋大维脱困。

  至于爱琴海对岸的小亚细亚半岛,罗马影响力介入较晚,本地武装存续到更晚年代。比如马尔马拉海对岸的卡尔西顿,在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中配合军团守城,因为吃败仗而全员尽没。南方的罗德斯甚至被允许保留独立海军舰队。他们快速三列桨战舰队,直至1世纪还为罗马巡弋东地中海。

  这番操作往往服务于政治目的。许多希腊城邦本是罗马盟友,后来迫于外力变节,依然愿意迅速改换门庭。加之经济基础薄弱,无力负担驻军开支,便任由他们自己搞定治安问题。若有需要,还能被调配为辅助部队使用。

  在军事技术层面,罗马人丝毫不担心对方存有二心。因为城邦武装规模与装备水平,远不足以抗衡正规军团。一旦犯下站队错误,很容易靠低强度威胁立即撤销。

  公元前88年,雅典在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中与本都结盟。他们的世仇底比斯人,同样与对方暗通款曲,因而同步遭受到严厉惩戒。

  其中,雅典由反罗马倾向的僭主统治。他们依靠招募的外籍佣兵撑起武装力量,将本地公民兵体系架空。苏拉经过漫长围攻获胜,城市本身遭饥荒与屠戮摧毁。但胜利者允许幸存者开启重建,也包括原有的军训传统。仅仅到前48年,雅典士兵便出现在凯撒与庞贝对决的法尔萨鲁斯战场,

  与之相对,底比斯人没有公开军事对抗,还是被苏拉剥夺掉半数领土。由于田产不足,难以继续维持公民兵训练。他们的死对头邻居普拉提亚,则因忠诚参战而获得自由城地位,继续将自己的部队保留至帝国时代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有些城邦的衰败非罗马号令所能挽回。譬如曾出产优质骑兵的帖撒利地区,到共和国末期已看不到俊杰牧马美景。当地城市贡菲选择闭门对抗,被凯撒的老兵们攻陷洗劫。附近的拉里萨则被庞培控制,却无法在花名册上留下派兵参战痕迹。至于决战打响的法尔萨鲁斯,更是没能在过程中激起任何浪花。

  通常而言,某个希腊国家距罗马越远,自己的武装传统就越能获得完整存续。除前面说过的罗德斯,盛产弓箭手的克里特岛亦是完美例证。至于位置偏远的科尔基斯或博斯普鲁斯王国,从始至终保有同盟军地位。

  公元1世纪,奥古斯都塑造的帝国和平降临,各希腊城邦武装开始最深层蜕变。尽管机构建制俱在,但实战层面的部队趋于消失,逐步演化城某种文化记忆象征。

  这类典型莫过于靠投机翻身的斯巴达。他们的实际领地被获准扩大,一度呈现出复苏迹象。奈何地方统治者过于自满,被迫流亡到帕提亚充当。至此,城邦沦为大型主题乐园,专供罗马来的达官贵人欣赏古风。军事训练彻底表演化,顶多是让参与者比附近邻居更为孔武健壮。

  反而是以学术闻名的雅典,尽可能用精英教育仪式,最大程度的维系着民兵部队。青年公民仍需接受武器训练、参加边防巡逻,并在宗教节庆中进行全副武装行军。而且在装备层面,放弃希腊化时代的椭圆长盾,回归传统的直径1米大圆盾、胸甲和长矛。

  在爱琴海对岸,小亚细亚沿海的城市饱受海盗之苦。所以,帝国允许他们继续保有武装,专职防御港口、进行小范围水面巡逻。当地民兵的装备偏向实际,大量配置轻型投射装置,包括弓箭、投石,以及一种带倒刺的金属弹丸。

  公元212年,卡拉卡拉皇帝颁布敕令,用下放公民权的方式扩大征兵规模。于是招募到两支斯巴达分队,由已被免除兵役的志愿者组成,随自己参加帕提亚远征。这些人身着标准罗马板甲、手持椭圆形盾牌与短剑,唯一的希腊元素是圆锥形帽子。

  公元3世纪,崭新的蛮族势力南下入侵,瞬间撕开罗马军团的边境防御。大部分爱琴海两岸的希腊城邦,已经沦为空有自治身份的普通城市,在突如其来的灾难前毫无招架之力。

  公元267年,赫鲁利人就沿黑海-爱琴海航线南下。他们轻松攻陷斯巴达、科林斯、阿尔戈斯等名城,甚至劫掠具有神圣意义的奥林匹亚。后来又转向东侧,洗劫过以佛所、比提尼亚和锡诺普的大型城市。

  哪怕是雅典,也因为人力不足而无法守卫翻新城墙。历史学家德克西普斯挺身而出,在城外集结2000名本地武装,用游击战术赶跑入侵者。事后又组织人力建造新防御工事,成功挡住公元395年的哥特人进攻。

  当然,上述事迹已经算得上凤毛麟角。一方面说明城邦武装的必要性,另一方面又折射出帝国内部生态的持续崩坏。

  真正的终结,还要等戴克里先皇帝的错误改革。他将行省数量翻倍,交由文官总督和军事总督分权管理。新税制与五年一次的财产普查,将城邦自己负责的征发权收归官僚系统。

  换句话说,希腊城市的自治时代,一直延续到4世纪初才算完全结束。其独立武装的曲折历史,亦在这个阶段彻底落幕。

  纵观罗马治下的城邦武装变迁,本质上是帝国空间对城市自治的无情碾压。希腊人未能恢复巅峰时刻的战争能力,还是在新秩序的缝隙中延续400余年。

  讽刺的是,在距离罗马本部较远的黑海地区,一些希腊城邦从未等来帝国增援。于是调整思路,先后向哥特人和匈人的帝国投诚。他们不仅为新宗主提供粮秣、武器,还会奉上至关重要的造船航海技艺,最大程度磨平“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技术差异”..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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